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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事后统计的实际增长率与模型估算的潜在增长率相减，可以得到各年份的增长率缺口（图2），借此我们可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波动历史。图中实际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情形表现为正缺口，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形表现为负缺口。可以看到，出现较大负增长率缺口的年份，恰好对应着我们曾经关注并应对过的宏观经济低谷时期。

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数据显示，5月份英国制造业PMI跌至49.4，远低于4月份的53.1，自2016年7月以来首次跌破荣枯线。其中，5月出口订单是四年半以来下降速度最快的月份。英国采购与供应特许协会董事邓肯·布罗克表示，由于脱欧不确定性，使得客户犹豫不决，造成新订单数量大幅下降。

第三是经济危机，疫情在全球大规模扩散，导致多国采取强制隔离等防控措施，这将引发金融市场持续暴跌，债务违约率飚升，全球需求骤降并陷入经济衰退，进而引发金融危机。第四是欧洲政局动荡，欧洲多国应对新冠疫情政策难以协调，叠加难民涌入，进而再次触发欧盟成员国脱欧风险。英国与欧盟关于退欧后续贸易协定谈判破裂，导致英国“硬脱欧”拖累欧洲贸易和经济增长。

特朗普执政期间，一方面通过减税政策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另一方面又签署大规模的基建计划来带动经济发展。虽然次贷危机后美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有明显下降，但政府和企业“举债”，是推动经济最重要动力，也是最大的潜在结构性问题。第三，全球经济弱复苏遭遇疫情黑天鹅，但对美国经济无需过度悲观。

也就是说，相应于人均GDP水平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格外快，人口红利丧失的转折点更是提早到来。考虑到减速之前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对人口红利的高度依赖，以及人口红利既早且快地消失这些因素，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需要以另一种方式估算，从而与林毅夫的研究相比，必然得出不尽一致的预测结果，进而引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含义。蔡昉和陆旸（2013）根据人口转变趋势及其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估计了1979—2020年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从各时期的平均数来看，1979—1994年为9.66%，1995—2010年为10.34%，2011—2015年下降到7.55%，预测的2016—2020年潜在增长率为6.20%。

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决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划转对象为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该方案明确，按照“试点先行、分级组织、稳步推进”的原则完成划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