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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这样的决定绝非两人一时兴起。王文京和苏启强1983年大学财经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刚工作的时候，我以为国家机关的管理系统都很先进，但实际上，各个部委机关都还在使用算盘办公。一到年底最后结账那几天，大家都很紧张。”王文京和苏启强建议搞会计电算化，用计算机来替代手工记账。两年时间，财务软件被成功开发出来，并在国家部委各机关全部推广。

责任编辑：张迪“你觉得我人品怎么样？”“你觉得我是不是精神病？”“我有异常吗？”这几个问题，赵阳（化名）问过他的两个舍友，他的学院院长袁彩虹，也问了初识的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2015年7月20日之前，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教育专业学生赵阳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问出这几个问题。7月20日那天，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陈贯安通知赵阳的母亲李燕（化名）到校，称赵阳在学校行为表现异常，属于精神障碍患者，在赵阳不自愿的情况下，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医务人员强制赵阳就医。直到2015年11月30日，赵阳才出院。

市场经济的权利救济诉求推动人权规范形式走向法治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人权的规范形式提出新的要求。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规范的主导形式是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政策文件的发布有政府层级的限制，在内容上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在执行上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市场竞争中，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使会产生大量的纠纷和冲突，权利救济诉求快速增长。为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就必须对个人权利的边界和行使方式予以明确、统一和相对稳定的规范，建立一系列保障机制用以裁决权利之间的冲突，并惩治各种侵权行为。原有的以政策文件为主的社会规范形式，很难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权利保障的要求。改革开放40年人权保障形式变化的历程显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断增长的个人权利救济诉求，推动我国人权保障形式从以政策文件为主逐步走向法治化，不仅包括大量的人权立法以及对人权的执法保障和司法救济，而且不断加强在执法和司法中的人权保障。

这说明，央行此次“缩表”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水平是改善的。换言之，这次“缩表”并未带来流动性的收紧。总结来看，降准本身并不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只有资产端和负债端的减少才会导致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央行通过降准对冲资产端变化后出现的“缩表”实际上具有扩张效应。

回到上文的提问，相隔一年的两次阅舰，为何换了检阅舰？资料显示，长沙舰2015年加入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序列；西宁舰2017年加入中国海军北海舰队序列。对比两次阅舰活动，去年是在南海，今年在北海。最后，和读者分享一个彩蛋。比现役最先进的052D驱逐舰更为先进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大型驱逐舰。其吨位、技战术指标、垂发单元数量均不弱于美国现役最先进的阿利伯克级“宙斯盾”舰。消息人士向政知道透露：“055大驱算得上是多年磨一剑，在它的身上，我们真正实现了更全面、严格的‘通用、垂直发射’。”

刘洪英夫妇也经历过每日以泪洗面的日子。直到2008年年底，王树云才断了寻找儿子的想法。地震发生之后，王树云和刘洪英立刻就赶往北川县城，一路到处都能看到遇难者，进入老北川县城的路已经被堵死了。房子大的石头堆阻了去路，寻亲的人们往里翻、幸存的人们往外逃，两个小时候，这对夫妇才进入了老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