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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7年3月，国家发改委就曾明确表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投资刺激计划”不是一回事，不具有可比性，经济新常态下我们不能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孟玮在今年11月15日的发布会上再次强调，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各地方、各部门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合理安排工程项目建设，坚决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在2020年新年致辞中，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预计华为全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8500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8%左右。尽管没有达到年初预期，但公司整体经营稳健，基本经受住了考验。根据Strategy Analytics的研究报告，预计5G智能手机的全球销量将在2020年达到1.6亿，其中，中国预计将成为最大的5G智能手机市场，2020年5G手机销量可能达到8000万。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希望通过这个《办法》打造更加透明、高效的政府监管体制，为各类企业和市场主体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目前，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作用已初步显现，很多“老赖”受到应有的惩罚，执行效率大大提高。但是，权力应该被关在笼子里，对于掌管惩戒名单制定权的人，也应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以达到社会动态均衡。“打铁需要自身硬”，监管部门只有率先建立诚信管理体系、加强自身诚信建设，才能更好履行信用监管职能。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吴景明也认为，“为你付”未兑现之前的承诺，需承担违约责任；如果总是以各种托词来推脱，屡次拖延时间，则需要注意公司的资金安全问题，有无挪作他用、有无进行转移等。何以监管“变形”后的预付卡滕立章认为，消费者预付钱款无法安全保障事件屡屡发生，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由于我国在该领域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造成预付卡的发行、流通、管理均比较混乱；二是监管主体不统一，由于我国在预付式消费市场法律法规力度较弱，其监管主体涉及商务、工商、金融、税务、公安等众多部门，而且对发卡商家的资质、规模等规定和限制较少，监管主体不一致，造成了“众婆婆”难管好一张预付卡的尴尬局面；三是消费者自身防范意识薄弱。

苹果并不仅仅是一个硬件公司，软件也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在硅谷，甲骨文、思科等老牌企业服务公司有一种重要的商业模式就是卖许可证，当企业用户难以离开这些公司提供的服务时，即便这些公司在创新上陷入停顿，也可以持续向用户收取服务费，这种以往企业服务里的商业模式被苹果在消费者生意里实现了——即便人们不买新手机，也许会通过软件服务等继续付费，而由于生态的存在，用户对这一产品难以舍弃。

《办法》对信用联合惩戒名单的制定和退出的规定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参照。首先，提供一个标准让企业自查，使之更好地融入社会信用体系，自觉执行相关标准，规范企业的管理行为。同时，监管部门通过科学的规划、分析，帮助企业进行自身信用管理，并增加透明性，为企业提供异议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