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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BigTech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监管部门要防范和应对“赢者通吃”的负面影响。“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在中国的表现就是先抢流量再说，最早是先抢点击率，后来是抢流量、抢客户、抢份额，占了大头再说。在抢流量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烧钱”现象。对此，我们提出可以参照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做法来加以应对，以利于公平竞争。如果用倾销和补贴的办法来抢占市场份额，先实现自己成为“赢者”，然后再把其他的竞争者打掉或兼并掉，这种做法会导致不公平竞争，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市场扭曲，事后会造成损失。这个损失一般在实业界可能比较有限，譬如在共享单车市场。但如果发生在金融界，这个损失恐怕会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从补贴和低价倾销的角度来说，WTO用的概念是反补贴（Countervailing）和反倾销（Anti-dumping），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具体的区分。当前因为全球正关心WTO改革，所以补贴概念也非常受到关注。一种补贴是政府补贴，这种补贴有一部分是允许的，比如基于社会目的或扶贫，但若是对竞争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补贴，一般是不允许的，所以在农业补贴上分成了绿箱补贴、黄箱补贴、红箱补贴，明确规定了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可以研究的，哪些是允许的。另外一种补贴是交叉补贴，交叉补贴在转轨国家历来受到很大关注，譬如说某个出口产品名义上没有财政补贴，或查不到财政补贴的迹象，但实际在投入品上有补贴的话（包括能源、原材料和其他的投入品），最后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含了补贴的。“赢者通吃”有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直接补贴现在更主要是靠“烧钱”，烧风投的钱，烧ABCD轮融资的钱，最后烧IPO的钱。这个钱是可以先拿来烧，拿来抢流量，占市场份额，至于以后怎么样再说。以后可能出现两种局面：一个是把对手都压下去了，市场份额够大从而体现了规模效益，也许能够活下来；另一个是也许把对手都打下去以后，就可以提价。如果失败了，最后是一地鸡毛，不知道找谁收拾。交叉补贴，等于是用其他产品去补贴要抢占份额的产品。在支付系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最开始为了抢客户，可能会动用客户的支付资金收益去补贴产品削价；也可以倒过来，如果产品销售赚了钱，为吸引客户的备付金（从银行转移到支付系统备付金），也可以去补贴理财业务收益，让客户向其聚集。这些方式在实业领域中其实并不奇怪，也已经反复发生了，但在金融领域涉及的金额则会非常大。所以大家看到，实业出了不正当竞争和扭曲，往往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而金融系统出了几件事后果就很严重。比如，云南泛亚的问题、E租宝的问题，加上现在看到的几千家P2P网贷中可能有相当高的比例都不能生存，会遗留巨大的清偿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要高度重视公平竞争问题。

金融科技一定是以服务金融机构为使命的。在整个大的金融科技生态体系之中，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应该是共生的关系，而非竞争的关系。科技公司的使命是去助力金融机构更好的实现数字化发展，为实体经济创造更大的价值。虽然科技公司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科技服务能力，但要通过合作达成金融机构实现数字化转型或升级的目标，不能是一个单边主导的模式，它最好是一个共建的模式。共建，是一个双方优势互补的过程，有利于更快地实现目标。通过共建，金融机构能够搭建起属于自己的核心能力，既能实现新的增长，又能守住风险底线。

截至美东时间8月6日收盘，聚美优品股价为1.87美元，总市值2.81亿美元，公司上市之初股价最高曾达到39.45美元。从聚美优品在京开设第一家门店以来的五年，是电商行业马太效应加剧的五年，三巨头的市场份额不仅越来越大，更全面布局新零售，在此背景下，聚美优品果断放弃门店，利用内容转型社交电商，也许是明智之举。

第二天，国外的报纸刊登了一个消息：“在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思路：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4然而，股份制作为深化改革的建议远不是那么顺利的。经济学界有一些同志认为股份制改革的要害就是私有化，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变为私有企业，他们认为：小企业特别是一般轻工业企业，可以走股份制的道路，因为它们是小企业，至于现有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不能改制为股份制企业。1980年代后半期，这些“把股份制企业说成是私有化的产物”的同志仍然在不断批判股份制改革。消息传来，外地不少高校都停止讨论或讲授股份制改革了。

再次，政策执行中一直在不断“打补丁”。比如北京，2016年9月30日将首套房首付提高到3.5成后，2017年又不断提高贷款利率，同时将首套房、二套房认定标准改成“认房又认贷”。从总体上看，可以用“因城施策、力度升级、范围扩大、随时调整”四个词来描述抑制需求端的短期临时性调控政策。

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风险持续收敛。坚持分类施策，紧紧抓住同业交易、理财资管和表外业务等重点领域，坚持将违法违规、层层嵌套、透明度低、风险隐蔽的产品作为整治重点。两年来这类高风险资产规模共缩减约12万亿元。通道类信托业务和其他资管产品也出现净减少。与此同时，坚持“堵旁门、开正门”，不搞“一刀切”和“急刹车”。对一部分有较好风险约束基础的金融中介业务，推动其实现审慎合规经营。过去两年，信托业务中，直接投向工商企业的资金增长30.75%。委托贷款中，以非金融机构为委托人、无缝对接实体经济的资金保持正常增长。2017年以来，针对银信合作、委托贷款、理财业务等领域，出台一系列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例如，出台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理财业务管理办法以及银信类业务监管规则等，从根本上巩固治标成果。